鄭州有條南北主幹道叫花園路，沿著它一直向北到達黃河大堤，就進入了花園口風景區。讓花園口聲名遠播的並不是風景，而是74年前發生在這裡的那次驚心動魄的人為決堤事件。
景區裏矗立著兩座紀念碑，一座是1997年由河南省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所立“黃河花園口決堤堵口記事碑”，碑身刻著當年扒口的經過及由此造成黃河水氾濫所引起的災難。
另一座紀念碑則是1946年國民黨所立“民國堵口合龍紀事碑”，碑身正面刻著“濟國安瀾”四個字，署名“蔣中正”。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題碑者恰恰是1938年6月下令決堤的人。
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扒開花園口以阻擋日軍這一事件，無疑是抗戰史上慘痛的一幕。桀驁難馴的湯湯黃水從花園口改道，向東南方向迅猛推進，在黃淮平原隨性肆虐了9年之久，遲滯了日軍進攻的同時，也在中國豫皖蘇3省留下了災難深重的黃泛區。
74年以來，圍繞花園口事件的功罪評說莫衷一是。無可爭論的是，那段戰火與洪水交織肆虐的歲月，在母親河身上刻下了永久的傷痕。
“最後抵抗線”
在1938年6月9日以前，花園口只是黃河上一個普普通通的渡口而已，除了周圍十里八鄉過河的人外，它就像黃河上許許多多尋常渡口一樣，不為世人所知。
不過，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隨著侵華日軍從山西、河北逼近黃河一線，特別是從山東跨過黃河進入魯南地區，中、日雙方對於黃河與戰爭的關係，都日益敏感起來。
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中國軍隊取得了臺兒莊大捷，舉國上下歡呼雀躍。受此鼓舞，蔣介石準備借臺兒莊大捷余威，利用高漲的士氣民心擴大戰果。他調集了大軍60多萬人集結于徐州地區，準備與敵決戰。
雲集重兵于狹小的徐州戰場，引發了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陳果夫的憂慮。當時他最擔心的倒不是來勢洶洶的日軍，而是黃河。
4月13日，臺兒莊大捷後的第5天，陳果夫的呈文擺上了蔣介石的案頭，文中指出“惟黃河南岸千余裏頗不易守，大汛時，恐敵以決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縣死守，則隨時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敵……敵人殘酷不仁，似宜預防其出此也。”
浙江理工大學教授渠長根曾對花園口決堤事件進行過數年的深入研究，他介紹，陳果夫是擔心侵華日軍使用決堤黃河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軍隊，從而提出了這樣的“反制預案”，並無直接決堤阻敵的用意。不過，由於陳果夫在國民黨內的身份和影響，這份呈文被後人廣為引證，視為決堤黃河的首倡。
實際上，蔣介石早在兩年前就收到過利用黃河的建議，其目的性比陳果夫要直接得多——“人工氾濫”，以水阻敵。這個建議出自一個外國人，他就是受聘于國民政府的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何許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屬同盟國一方的中國，怎麼又會有來自軸心國核心——德國的軍事顧問？
1927年，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權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一批政府高層被派往西方各國遊歷考察。從德國帶回的考察結果與蔣介石的內心訴求有了契合之處：法西斯德國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高速發展的國家實力和強大的軍事力量。
而當時的德國還沒有把日本當作盟友，相反，因為一戰後德國的在華殖民地都被日本擄去，雙方還有著利益衝突。於是，當中方提出要邀請德國人來華擔任軍事顧問時，雙方一拍即合。
法肯豪森就是德國顧問團的一員，1934年來到中國，很快成為了顧問團總顧問。
這不是法肯豪森第一次來中國，早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法肯豪森就是當時德軍中的一名軍官。而這次來中國之前，他還曾在日本擔任了5年的駐日武官。可以說，法肯豪森是個既熟悉日本又熟悉中國的“東方通”。
也正因為這樣，早在1935年，法肯豪森就預見到了“日本全面侵華不過是時間問題”。這一年和1936年，他兩次為蔣介石制定《中國抗日戰備建議書》，提出了大至國家戰略、細至兵力部署的詳盡方案。這兩份《建議書》現保存于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法肯豪森提出的“最後的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氾濫，以增厚其防禦力”段落上，蔣介石畫了紅線，並在頁眉寫下“最後抵抗線”五個字。
這五個字流露出蔣介石的什麼心態？似乎有不同角度可以解讀：是把黃河視作民族象徵決心死守？是把黃河作為天然屏障據險抵抗？還是採納法肯豪森建議準備決堤拒敵？渠長根說，現在還沒有更多的資料能夠佐證。不過，從此後抗戰形勢的發展和蔣介石所實施的對敵戰略來看，法肯豪森的《建議書》絕大部分被採納並實施了。
1936年之後，德國法西斯與日本軍國主義開始沆瀣一氣。1938年初，希特勒公然承認偽滿洲國，中德關係決裂，德國顧問團撤走，法肯豪森就此離開了中國。
也就在這時，徐州會戰炮聲隆隆。陳果夫有關提防日軍決口黃河的呈文又送到了蔣介石的面前。
這一次，蔣介石在呈文上批示第一戰區司令程潛“核辦”。耐人尋味的是，在這份批註上，蔣介石原本還寫了一句“隨時可以決口反攻”，但隨後又用筆劃掉了。也許是蔣介石對陳兵60余萬的徐州會戰充滿信心，並不認為陳果夫顧慮的危急局面會出現。
然而，形勢的轉換就在轉瞬間發生了。
留言列表
